脸书再遭听证，美数字治理步入“滞胀”状态？

脸书“吹哨人”弗朗西斯·豪根（中间正面）在国会作证。图源：VOX

9月30日和10月5日两场听证会的主题都是“社交媒体对儿童带来的精神损伤”，但实际听证过程中，议员们的提问远远超出了这一范畴，涉及到平台内容治理、隐私保护、反垄断等诸多问题，部分提问超出了听证会证人的知识、经验范畴，导致听证会出现了“过载”现象。

首场听证会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两个：第一，脸书是否有意隐瞒了内部研究成果，并利用内外部信息的不对称，来对冲监管压力；第二，如果脸书推出儿童版Instagram，将作出什么样的产品改进承诺。对于这两个问题，出席听证会的脸书安全事务负责人戴维斯都未给出明确答复，这也实属正常：评估社交产品对青少年、儿童群体的精神健康伤害并改进产品是一项宏大的任务，其首先取决于产品设计团队，而戴维斯所在的安全团队主要功能在于兜底，其很难就产品设计这一前置环节进行过度承诺，在后续多团队协作中，安全团队也不见得有一票否决权，对最终产品安全与效率作出平衡决策的，一定不是戴维斯。

相类似的，10月5日第二场听证会上，“吹哨人”豪根虽然与议员交流积极、互动密切，但其明确给出的信息，并未超出其所提供的脸书内部研究报告范畴，即Instagram对部分青少年、儿童精神健康存在潜在伤害可能。其间，议员们虽从多角度进行试探和追问，部分提问超出了儿童权益保护范畴，但均未得到“满意答复”。例如，田纳西州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问“泄露的报告包含了对13岁以下儿童的调研情况，这是否意味着Instagram默许13岁以下用户的存在”，豪根的回答是不清楚具体调研过程，但相信平台会通过特定渠道进行志愿者招募。再如，得州参议员泰德·科鲁兹问平台是否“压制保守主义声音”，豪根的回答是“人工智能决定用户看什么很有风险”，这等于否定了社交网络通过人工裁决以压制保守主义这一共和党最想坐实的关键问题。又如，多位议员关心“脸书内部谁拥有是否开发儿童版本的最终决定权”，首场听证会上戴维斯表示这有赖于“团队决策”，豪根虽然表示拥有超过50%投票权的扎克伯格是一切事务的最终负责人，但这一表述不具备法律效力。

纵观下来，豪根多次给出“我不在那个岗位，不清楚情况”的回应。其间，脸书新闻发言人还专门向议员发来信息，称豪根没有在儿童安全、Instagram以及脸书研究部门的工作经历，缺乏相关经验支撑。事实上，类似脸书这样的顶级社交网络公司，其组织架构之复杂、临时任务编组之多、员工流动性之强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团队间的利益目标之差异，远非外界所能想象。普通内部员工往往不掌握全局情况，甚至连能精准描述出组织架构与对应岗位属性的员工也屈指可数，类似豪根这样的内部人，可能触及一些跨部门的研究报告，但不同岗位员工所能够触及的报告成果、对报告的理解维度、提出的解决方案之间往往大相径庭，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议员们离散的关切，很难通过一、两场听证会获得回应；即便在“社交产品对青少年精神影响”这一原始问题上，豪根恐怕也并非最佳证人。

算法治理，是豪根作为“吹哨人”，提出的核心命题。

在确认了Instagram对部分青少年、儿童精神健康存在潜在伤害这一既有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后，豪根在听证会上反复强调，如果完全基于用户转发、点赞、收藏、评论等互动设计算法、推介内容，那么深度的用户反馈会为创作者指明创作方向，而更有针对性的创作又进一步加深用户互动，这一双向促进效应带来了用户增长、增加了停留时长，广告收益也随之增加，但如果对类似双向促进过程不予干预，暴力、虚假、歧视内容最容易得到传播，最终会对内容生态和公共利益形成破坏。对于儿童和青少年而言，完全敞开的互动功能还会对作者产生负外部性，一些创作者因外界不良反馈走向不健康节食、自我怀疑甚至自杀。

与国会议员试图坐实脸书“主动作恶”不同，豪根基于在脸书的工作经历，所进行的陈述相对严谨、克制，其发言的根本依据在于脸书是一家高度依赖算法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公司，任何人工的干预，都会对增长和利润构成冲击。例如，她几次强调，“脸书并没有刻意推广暴力、分裂、歧视言论，但一味地依赖算法推荐客观上造成了相关问题”。有议员问，那既然算法会滋生如此多的问题，有无必要在青少年版本上禁用所有功能，豪根的回复则是需要“视情而定”。有议员提出“什么是脸书最大的威胁”，豪根给出了“纯粹的算法驱动和短期主义，而无法实现有效社交互动（MSI）”的答案，而对议员“拆分脸书是不是好办法”的追问，豪根明确回答“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工智能和算法，拆分不解决问题”。 

豪根实际上重申了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算法治理失能主要归咎于企业“将商业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因此推进算法治理离不开包括国会在内的外部力量，而基于公开、透明基础上的算法治理，对于处置网络不良内容以及保护青少年权益有着关键作用。

甚至对于如何治理算法，豪根也给出了自己的方案：“减少错误信息和有害内容传播，并不需要对社交媒体进行大规模改造。最简单的改变之一是按时间顺序组织帖子，而不是让算法根据用户的参与度来预测他们想看什么”。她给出的另一个建议则是“增加用户转发的操作成本，如在转发之前设置一道确认按钮”。

类似提议实际都动摇了基于算法推荐而存在的社交网络模式，对整体营收势必会产生巨大影响，其落地的难度可以想象，但给用户更多选择、对产品局部细节予以调整以及在针对儿童、青少年版本的产品中进行严格的推荐功能限制，并非不可想象。

跳出来看，这场始于内部人爆料、热于媒体炒作、引发国会听证的“吹哨人”事件，更像是在为今年3月民主党参议员埃德·马基 (Ed Markey)、理查德·布鲁门撒尔 (Richard Blumenthal)等联合提出的“儿童法案”（Kids Internet Design and Safety Act，简称Kids Act）铺路——布鲁门撒尔正是这两场听证会的主席，而马基在听证会上屡屡提及“Kids Act”。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议员对于听证会意兴阑珊：9月30日的听证会上，不少议员远程接入，部分议员在发言完毕匆匆离场，一些议员因为“在赶来的路上”而被临时调整发言顺序，每位议员都在重复“我只有5分钟时间”，都期待戴维斯给出“是或者不是”的明确答复。10月5日的听证会现场气氛虽相对热烈，但被实际触及的问题依然有限，一些共和党议员对儿童权益保护似乎兴趣不大，而更愿意去验证“平台是否压制保守主义声音”，一些民主党议员借机布道隐私立法、“拆分脸书”并争取豪根支持，还有些议员则试图将豪根的叙事体系纳入“国会轨道”，如埃米·克洛布彻 (Amy Klobuchar)不满地说，隐私立法、算法透明度立法之所以如此困难，正因为“这座大楼里遍布硅谷的说客”。

从各自角度，议员们对“吹哨人”豪根寄以厚望，连主持人布鲁门撒尔都忍不住几番表达对豪根的感佩之心，呼吁更多“内部人”站出来。但客观地说，华盛顿数字治理困境并不源于“吹哨人”稀缺——在民间研究高度发达的美国，想搞清楚社交网络对于不同群体的正负影响，并非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但听证会上，豪根被最多问起的问题是：该如何去解决问题？有议员甚至问：假设你坐在我的位置上，你认为最该问的问题是什么？

在历经数年数字治理浪潮后，类似提问所映射出的，与其说是立法者对于数字平台治理的陌生，不如说是立法者的无助与疲乏。2018年以来，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生效，去年12月欧盟《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两部重磅草案出炉，欧盟各成员国也围绕平台责任等纷纷立法，欧洲为全球输出的数字治理经验不可谓不丰富。去年以来，我国也步入了高频平台治理期。然而，欧盟治理主要基于人权视角，最终目的实际上是追求公平的数字发展收益分配权，我国平台经济主要依靠内生市场，数字治理的核心在于做好各项统筹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为和谐的平台经济发展格局——相比之下，美国作为能够全球布局、全球收割的最大数字利益既得者，其数字治理的终极目标是维护美国的数字产业霸权，以及基于数字霸权去夯实美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投射力，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数字治理路径。

正因为此，美国会虽提出多如牛毛的数字治理动议，但联邦层面的反垄断、数据隐私、平台劳工权益立法始终未获推进。不仅如此，特朗普时期，华盛顿对外为硅谷出海保驾护航，对征收“数字税”的他国政府还以颜色，对内搞“清洁法案”，打着数据安全与隐私的幌子对他国在美数字存在搞“软硬件脱钩”。早在2019年末的民主党初选时期，“拆分脸书”的呼声早已甚嚣尘上，形势远比今日之听证严厉百倍；拜登执政以来，两党议员也都提出几部颇影响力的反垄断法案，但在核心条款上意见相去甚远，无一具备落地的前景。

事实上，就在豪根听证的前一日，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 (Dan Coats)还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国会对硅谷产业的强监管，只会削弱硅谷的科技领导力，从而间接帮助中国。10月5日的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本·雷·卢扬 (Ben Ray Luján)曾询问豪根脸书在协助美国政府对抗他国政府的网络不端行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得到了豪根的肯定答复。听证会结束当天，脸书股价上涨2%，而如果从2018年初扎克伯格首次因“剑桥分析”事件莅临国会接受听证以来，脸书市值上涨一倍，如果再追溯至“剑桥分析”开启的2016年，脸书市值上涨了4倍有余。

听证会重要，但也没有那么重要。在“扁平世界”概念已流行了近20年的今天，却需要“吹哨人”来提示风险、完善监管，实属讽刺。如果说美国尚因联邦立法、执法“口惠而实不至”，而不足以对数字巨头构成高度压迫和强势监管，但脸书与Instagram毕竟都是全球布局，在欧盟近五年来的高压监管下，豪根所谓的“脸书黑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成立，很值得打个问号，再去争论Instagram对青少年是不是真的有11项好处、1项坏处，就更显得苍白。

2016年“剑桥分析”事件以来，民主党人对数字治理的主要诉求是隐私保护，2020年激烈竞选博弈后，民主党看到了平等价值对于吸引选票的重要性，民主党整体发生了不可逆转地左偏，体现在数字政策上，则是反垄断接过了隐私保护的大旗，成为国会民主党人数字立法的首要动议。但在现实中，无论是联邦隐私立法还是反垄断修法，民主、共和两党的分野都非常大，民主党内部的分裂趋势也在加大。而从拜登政府今年的经济议程来看，民主党内部进步派和温和派的立场分野，甚至比两党的党派冲突还要严重，这一分野与冲突在数字领域不会变小。

此情境下，联邦层面两党围绕数字治理进行立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明年中期选举后，拜登政府破脚的风险在增大，届时数字立法将更不急迫、也更不可能。疲乏且无力的国会议员需要一个突破口，所谓脸书内部报告，刚好提供了这样一个靶标。后续，如若马基和布鲁门撒尔的“Kids Act”获得通过，那恐怕已经是豪根吹哨边际效应的极限了，而暂时被按下暂停键的儿童版Instagram，也大概率会在某个节点重启。

（作者系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基地研究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