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众筹平台Tilt于2015年诞生，曾一度被视为下一个Facebook。
无论是春游、演唱会还是其他任何活动，凡是筹集资金的事，Tilt无所不包。Tilt曾经席卷了大学校园，学生都爱用Tilt进行众筹或是和朋友组织活动，就连Tilt公司的员工也爱用自家的应用。
Tilt创始人及CEO James Beshara也成为了科技界的宠儿。早在2012年，年仅26岁的Beshara就被Y Combinator的老大看做“明日之星”。他在口才方面也颇有天赋，对于外界的问题也能对答如流。和Mark Zuckerberg一样，Bershara也相信网络的破坏力，以及对自己的愿景满腹信心。
Bershara表示，Tilt的初衷是要创造出 “PayPal和Facebook的结合” ，发展成社交经济网络。其他社交平台上用户分享的是照片或视频，而Tilt上的用户则会为了参加生日派对或是啤酒派对而进行电子金钱交易。Tilt早期的融资演讲既简单又霸气，非常讨硅谷投资人的喜欢——“让我们来证明，我们能主宰世界。”
Facebook投资人Sean Parker听说了Tilt的融资演讲，自己也想加入。他把Beshara介绍给了Andreessen Horowitz合伙人Jeff Jordan，这位可是旧金山湾区数一数二的VC。“那是Sean有史以来给我介绍过的第二个创业家，第一个是Mark Zuckerberg。”Tilt A轮和B轮融资的领头人Jordan回忆道。
2013年初期，Tilt融到了数百万美金的风险投资，社会指数极高，就如当年的Facebook。
但在去年，Tilt高达3.75亿美元的估值化作了幻影。Beshara过早地沉浸在了成功的喜悦中。在收到大笔融资、向投资人许诺公司的大好前程后，这位“Mark Zuckerberg二世”却忙着在海滩晒太阳度假。
最后资金亏空的Tilt不得不开始寻找买家。2017年2月，Tilt正式被Airbnb以1200万美金的价格收购，部分员工以及Bershara本人和他的联合创始人都开始在Airbnb任职。
公司上升期
一直到最后被收购，Tilt看起来始终都是硅谷创业公司的模范。公司在旧金山的办公司极尽舒适，你可以看到裸露砖墙、乒乓球桌，冰箱里还放着椰子水。公司有70多名年轻员工，很多穿着公司发的衣服，每天公司都有午餐，员工福利好得无可挑剔。
创始人Beshara和Khaled Hussein亲手创造了公司的文化。两人在2011年通过一位天使投资人的引荐而相识。Beshara毕业于维克弗斯特大学，当时刚完成了在南非的小额贷款项目；Hussein则毕业于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在Rackspace当工程师。看到Kickstarter发展得如火如荼，Beshara突然有了一个灵感。
“如果有个小型的、Twitter风格的众筹平台，那会是什么样？这就是我们在Y Combinator开始的项目。” Beshara说道。
2012年2月，Beshara的公司以 “Crowdtilt” 这个名字从Y Combinator 加速器毕业，正式成立。当时的产品类似于半私人式的GoFundMe，用户可以为单身派对、旅行野餐等各种活动筹钱。只有在资金总额达到活动发起人的目标金额后，支付才会被正式执行，公司则会抽成适量的费用。科技媒体曾为Crowdtilt的出现高呼：“每七个星期，平台上的众筹活动数量都在翻倍成长，众筹的总金额达到目标总金额的188%。”
2012年5月，Tilt完成了价值210美金的种子轮融资，投资人中不乏Gmail开发人Paul Buchheit和Reddit联合创始人Alexis Ohanian等著名天使投资人。每个月，Tilt都会新增2000多名用户。
在接下来几年中，公司不断成长，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投资人。2013年2月，Beshara成功融资1200万美金，估值高达4000万美金。Andreessen Horowitz 是该轮投资的领头人，他介绍他的合伙人Jeff Jordan加入Tilt董事会，成为公司的首位外来董事会成员。
那年夏天，公司发起了可盈利项目——开源版众筹平台Crowdhoster，帮助公司通过产品预购单数来估计潜在用户数量。在公测期间，Beshara的第一批客户就是Y Combinator中的创业公司。例如Soylent（代餐食品公司）在几周内吸引了100多万美金的预定金，公司可以借此预测产品生产成本。
2013年11月，Tilt完成了B轮融资。这次领头人依然是Andreessen Horowitz，融资总金额为2300万美金，公司估值也随着用户数量的增长飞升到1.2亿美金。Beshara和Hussein出现在了《时代》杂志“30名改变世界的30岁以下人士”名单中。
当时，对于硅谷投资人而言，用户指数就好比金钱。Tilt的重复使用率极高，自称其病毒传播指数高于1 。Tilt还没有建立明确的商业模型，但Andreessen投资的OfferUp和Pinterest也没有。而且投资人认为，他们的资金经由Tilt之手，总有一天能把那些交易资本化。
不少Tilt的员工都认为B2B工具对于公司而言是最可行的盈利途径。Beshara在向投资人解释潜在盈利模式时，也会把Crowdhoster项目当做例子来说明。很多员工也相信Crowdhoster的潜力。但根据团队成员的说法，Beshara没什么意向把资源集中到销售周期更长、可能性更大的地方。公司似乎没有足够的动力瞄准更大型交易，倒是对“在大学校园开派对”更感兴趣一点。
在Beshara看来，这是任务定义出了问题。比起从陌生人手里筹资，他“对打造真实社区更加热情”。于是Crowdhoster项目始终没有什么起色。后来Crowdhoster改名为Tilt Open，后又改为Tilt Pro。
这不是表演，这是兄弟会时间
缺乏耐心这个问题影响越来越大。Tilt的公司文化完全依照Beshara的长处和喜好建立，主要强调鸡汤口号，有时再加点逗比精神。
一位接触过Beshara的受访者这样评论：“Beshara有一点胜过其他创业家：他能让人们认为他是个有远见的智者。他展示出来的兴奋和能量有一种奇特的魔力。但是，我从未见过如此被一个人彻底掌控的公司。”
即便是从Y Combinator毕业之后，公司也依然保留了“Ask Me Anything”的传统，员工可以问Beshara和Hussein两位创始人任何问题。但对谈的意义不再是保持透明度，而是为了加强创始人对公司的 控制。
据另一位受访者透露，Hussein是一位“极度内向”的工程师，所以谈话主要由Beshara负责。很少有人敢于提出批判性问题，就算提出来也不会受到重视。“如果有人提出关于盈利性的最基本问题，他们肯定得不到实质性回答。”
而投资人则坚信Tilt总有一天会盈利。例如在和Jordan开完董事会会议之后，Beshara有时会给Jordan分享一些喜讯，例如Andreessen Horowitz对Tilt的进展“非常满意”，或是给员工们看过的充满正能量的PPT。“按照Beshara的说法，他和Jeff的目标完全一致。”一位前团队成员如是说道。成长是公司的首要目标，而Tilt也确实发展得不错。
有受访者表示，Beshara拒绝了与更多经验充足的经营者合作的机会，而且也没意向建立更全面的运营方针。Beshara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接见外来顾问，而他团队成员们提出的建议却被视而不见。毕竟所有人，包括Beshara自己也认为，公司文化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Beshara似乎是在为了娱乐而娱乐，娱乐成为了最终目的。
“一次开会时，我发现他明显已经走神了。所以我说，如果你今天不太能集中的话，我们可以明天继续。他指了指门外说：‘我现在20%在这里，80%在外面。’然后他就离开了会议室，开始和他的朋友们踢足球。”
还有一位前团队成员表示，一次他就一个“影响整个公司的重大决策”给Beshara发了一封邮件，几分钟后回信中只有一行字：“我觉着行。”
随着时间的流逝，Beshara的领导不当使得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将离开了Tilt。同时公司也在不断吸引新员工，不过这些人都非常年轻。
一位前高管指出：“Beshara对公司文化太过关注。但公司毕竟不是兄弟会，而是正经生意。”Beshara似乎铁了心要浪到最后一刻，例如去年9月公司出现严重资金短缺时，公司仍然组织了旅游。只有一小部分员工知道，Tilt已经开始寻找买家了。
如今回想起来，Beshara也知道公司的平衡出现了问题。“我非常想专注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我想只做人际关系相关的方面。但我太过看重这一面，忽略了要达到高标准的水平时应该要做的事。”
在Beshara看来，这次创业从开始到失败都是一个学习过程。他说起他当时为什么会决定要自己创业。“大学毕业后，我原本可以选择去世界银行工作20或者30年。但我情愿去自己创业，这样我会学得更多，或许还能有机会改变世界，而且这肯定是个有趣的过程。”
有很多乐趣，也有很多钱。大多数创业者，尤其那些没有家室的人，在公司真正盈利之前拿的工资都不多。但Beshara的年薪却高达20万美金，甚至可能更多。
产品的国际发展之路
在出售给Airbnb的前一年正是Tilt的巅峰时期。Beshara接受了非正式顾问、Facebook 前COO Owen Van Natta给出的建议，决定专注于大学校园业务。他还决定将产品免费提供给普通用户，于是Tilt只能从支付费用中抽成获利。
很快，Tilt公司的员工都开始积极联系全美各地的联谊会和兄弟会，鼓励他们用Tilt应用组织活动。大学生自然就成为了最适合Tilt文化的用户群。Tilt的用户中学生用户增长率高达57%。
Victoria Limary在西安大略大学上学期间曾经是Tilt的校园大使之一，如今她在创业公司LifeDojo工作。
Limary曾经的任务之一就是说服校园领导人们用Tilt举办活动或是筹集资金。交易量越大，她得到的报酬就越高。一次活动中，学校代表美国联合劝募协会参加了一次筹款比赛，资金高达7万美金。参加活动的商学院学生中，筹资超过一定额度的参加者可以获得Tilt颁发的20美金左右的奖励。
这种营销策略大幅度提升了Tilt的病毒传播指数，至少在短期内效果是很成功的。但作为一个免费产品，这种营销手段的成本太高，而且Tilt除此之外给校园大使也要支付酬金。用钱买成长这种手段在创业界应该是早就过时了的，而且目前也没有人证明这种方法可以转为营利。
更可怕的是，深入了解用户习惯才能让真正提高用户忠实度，而Tilt在调查用户行为方面没下什么功夫。公司在去年九月份推出的最后一款产品是活动票务功能，或者说是帮室友交房租用的工具。“他们更像是在追求‘虚荣指标’。”一位受访者说道。就连GMV（网站成交总金额）也成为了一种虚荣指标，因为Tilt并没有对最热门交易类型采取任何行动。
这些瑕疵都被用户量增长掩盖，但Tilt终究陷入了战术性失误的泥潭。在多对一支付方面，它输给了 PayPal旗下的Venmo。在用户真实社交圈外的大规模众筹方面，它又不及GoFundMe、Indiegogo和Kickstarter。论起专业票务系统，它也比不上Eventbrite和Splash等专业公司。
末日的开始
2015年初，公司意外获得的大笔资金还在支撑Tilt继续前行。Goodwater Capital的联合创始人兼经营合伙人Chi-Hwa Chien在创办公司之前，曾经在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Byers担任普通合伙人，他曾对Tilt做过调查。虽然最后Kleiner在Tilt的A轮融资中并没有投资意向，但Chien依然对Tilt有兴趣。Tilt曾经说服Accel对Facebook进行早期投资，最后这笔投资收益几十亿美金。就像Sean Parker一样，他也在Tilt身上看到了重演Facebook的成功的可能。2015年2月，Beshara结束了价值2500万美金的B1轮投资，领投人为Goodwater，估值为3.75亿美金。Chien加入了Tilt的执行董事会，与Beshara、Hussein和Jordan共事。
Tilt的核心理论依然和2012年时一样：“我们非常看好‘金钱的社交网络’这个概念，它将把众筹和社交网络合为一体。”同时，公司成长依然是投资人看重的第一指标。
这笔钱使得Beshara再次重复了用钱买成长的策略，这次公司专攻加拿大和英国地区。但他依然没有建立可规模化的商业模型。他自己也承认忽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事情——“搞定盈利问题”。
2016年早期，硅谷的风向突然改变，市场动荡让沙山路上的所有人都心惊胆战。那么多年来投资人最看重的都是用户量成长，但这次，他们开始要求公司给出可发展稳定盈利方式和证据。Tilt对此毫无防备。“别说你将会成为市场赢家，给出你能在任何市场生存和盈利的证据。”Beshara回忆起投资人的要求的改变。
那年春天，Tilt解雇了四分之一的员工。公司已经融资超过6700万美金，但收入依然是六位数；Beshara不得不寻找解决方案。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拒绝接受现实。他依然会放投资人鸽子，不去投资人会议，却去给大学生做演讲。
2016年早秋，Beshara在Andreessen Horowitz向合伙人做了一次演讲，希望投资人能再一次给他继续尝试他追求盈利的方案的机会，但遭到了拒绝。Andreessen Horowitz的合伙人Marc Andreessen早在2014年就曾说：“过去十年来，投资人们对新手创业家都太过宽容，创业公司很容易就能以较高的估值筹到资金。但这种现象不会持久。”这预言果然一语成谶。不久之后，Andreessen找Beshara和Hussein进行了一次“亲切的”谈话，向他们说明了Tilt为数不多的几个收购对象。
Tilt的末日已经不远了。但由于Tilt并没有建立多少公司自己的处理设施，而是依靠Stripe等供应者，其应用除了集体付款功能之外并没有太多价值。最后Tilt能选择的收购对象只有三个：Airbnb和其他两家金融服务公司。两家金融服务公司都没有出价，资金短缺的Tilt自然也就只能选择Airbnb。
Jordan原本也是Airbnb的董事会成员，他在介绍了另一位代理人加入Tilt董事会成员之后就回归到了Airbnb。Andreessen为Tilt提供了少量的过桥贷款，好让Tilt撑过公司出售前的最后一段时间。Chien就算有反对意见也毫无意义了，因为Beshara本人也支持这笔交易，Hussein也坚定不移地和Beshara站在了一边。仅仅不到两年时间里，数千万美金的B1轮投资就化为乌有。根据公司文件记录，Chien在这笔交易中最多也不过拿到了400万美元。
虽说Andreessen Horowitz和其他投资者拿到的回报也和这差不多，Tilt的公众形象依然保留得不错。以至于《纽约时报》上个月列出的“20位最顶尖VC”中，Jordan排名第3位，他们还特意强调了Jordan对Tilt的投资。
Airbnb也邀请Tilt的员工们参加开放岗位面试，并且在团队中新加入了一批Tilt的工程师们。对于Airbnb来说，支付方面的专家是稀有资源，价值非常高。Tilt为了让用户平摊费用设计的系统可以让Airbnb用来获取包括订房人在内每一位住客的联系方法，即便这些来客还没有注册Airbnb账号。Tilt的宏伟蓝图如今仅剩下了客户获取策略，Beshara和他的支持者们曾经期望的“下一个Facebook”也不复存在。
该不该改变方向？
其实Tilt不用输得这么悲惨。Tilt曾经的竞争对手WePay就选择了另一条路。
“问朋友要钱是大家都经历过的难题，所以很多年轻的科技创业者都看中了这块领域。”WePay联合创始人兼CEO Bill Clerico如是说道。就和Tilt一样，WePay的初衷是让社交支付更简单。“结果我们花了好几年打造支付设施，却在客户体验方面一筹莫展。”
WePay做了诸多尝试。他们在全美范围吸引了一系列的俱乐部、兄弟会等以学生为主的用户群。公司甚至为了炒作制作过270多公斤的巨型冰块，Clerio自己则以书呆子的形象上过电视节目《牵线百万富翁》（The Millionaire Matchmaker）。
2011年，Clerico和他的联合创始人开始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只能选择改变方向。
当时，有一位工程师作为辅助项目在开发能让WePay的处理设施向其他公司开放的API。“当时这个项目规模还很小，但它的成长速度却超过了我们其他任何业务。”Clerico回忆道。摆在他和他的大学室友、也是他的联合创始人Richard Aberman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坚持初衷、继续打造消费者业务，或是转型成B2B公司。他们决定转型，并在2012年5月融资1000万美金，开启了新的旅程。“我们成为了一家API公司。”
Tilt也曾有过同样的选项，但他们选择了拒绝。
WePay的早期投资人、Highland Capital公司的Peter Bell依然坚定不移地支持Clerico。他表示：“Bill是一位非常务实且考虑周到的创业家。”Bell和Clerico是老相识，两人认识时Clerico还在大学读计算机科学，等Bell投资WePay时两人已经认识了五年。
但WePay的转型之路也走得非常艰难。从科技设施营销的搞笑宣传到铤而走险的经营方式，以及公司文化、人员的变动，他们都经历过。70%的员工都辞职或是被解雇了。
WePay还真赌对了。在那之后，WePay又融资了5500万美金，如今公司已经开始盈利。如果说Stripe是新一代网上业务处理器的选项之一，WePay就是交易规模5000万美金以上的中型网上业务处理器首选。就连Tilt也成为了WePay的用户。
模式化认知的风险
2012年Facebook IPO结束后不久，Tilt就出现了。可以说Tilt刚好赶上了硅谷的消费者创业热潮。如今这些创业公司基本都落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除了寻找买家别无他法。
“每星期都有2至4家公司消失，这种阵仗我们从未见过。我想更多投资人都效仿红杉投资公司，如果哪家创业公司坚持不下去、遇到了困难，他们就寻找下一家。” Sherwood Partners的联合创始人这样说道。
Tilt的抛售很多方面都符合2017年硅谷创业公司失败的典型。比如大多数创业公司在倒闭时，距离最后一轮融资都不到20个月，Tilt也差不多。并购雇佣的现象也越来越常见。值得注意的是，Tilt的收购价格和融资金额大约相差5500万美金，这和2016年除医疗保健外其他行业在下跌轮倒闭的创业公司的情况也大致相符。过去15个月来，像这样下跌轮并购已经发生了27起，包括今年年初的5次。平均而言，这些公司的收购价比融资金额低4900万美金左右。
“追求下一个Facebook的资本循环已经走到了末期。新的循环又将会开始。”Social Capital创始人兼CEO Chamath Palihapitiya说道。
Palihapitiya以对硅谷文化的批判而著称。他对忽略公司建设的实质性工作的创业家毫不同情。“出现这种情况，罪魁祸首就是创业家，其次才是投资人。”他还表示：“这些创业家大概是选择用美好的表象来自我麻痹。”
Tilt的美好表象就是成长。等到公司终于意识到他们应该打造可持续性发展的支付业务而非一款网红应用时，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6700万美金都已经泡汤了。
Beshara则表示，他总有一天会再次挑战。他表示：“想学习商业、了解自己、探索团队合作的最好方法就是自己创业，结果如何都无所谓。”
或者说，用掉别人多少钱都无所谓。